这段文字描写的人的形象一目了然，那就是平等自由的人：每个人生而平等，每个人都享有共同的权利与自由，每个人的权利都是不可转让的，成立政府的目的就在于保障这些平等自由的人享有平等的权利。
从20世纪30年代初期到40年代后期为第二个阶段。至于沿袭已久的敌人形象，虽然在序言中隐隐约约地露过一次面，但已经虚化，有点像韩愈在《初春小雨》一诗中所写的：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
《自由大宪章》第2条和第3条规定了任何伯爵、男爵或武士身故时的财产继承问题：其继承人已达成年且欠有采地继承税者，应以缴纳旧有之采地继承税而享有其遗产。其二，正是因为拥有同样的国籍，所以公民与公民之间就有了平等性。(二)民国宪法中的人在时间上，民国宪法史可以分为以下两个阶段。(5)边区人民不分民族，一律平等。这就表明，在《自由大宪章》中，一个人与另一个人之间身份上的不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宪法原则。
具体地说，按照井冈山时代的宪法规定，敌是剥削者与反革命分子，我是劳苦民众。(3)无法改造的一般反动分子，即如果他们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则予以严厉的制裁。在我国法上，具体建设活动的项目人被称为建设单位。
问题出在哪儿?历史惯性、施政模式、执政心理、土地财政、人地关系等都是可能的原因，但《征收条例》本身的简陋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12]但也有少数地方人民政府认为，市人民政府派出的管委会，如果地方性法规规定具有县级经济社会事务管理权限的，则依法享有征收决定权。[6]政府与国家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政府行为即国家行为。或许正是基于这一考虑，《征收条例》第13条第3款才轻描淡写地规定，房屋被依法征收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同时收回。
设区的市人民政府作出征收决定和补偿决定，对其不服提起行政诉讼的，由高级人民法院管辖。在实践中，有地方人民政府将征收决定权委托给其他部门，由受委托的部门行使征收决定权。
最高人民法院应尽快出台相关司法解释，解决司法强制搬迁中面临的诸多法律问题。如果房屋征收部门认为有必要进入下一个阶段，那么就启动公益听证程序。[27]比例原则内含着目的与手段间的适当性、必要性和适度性要求，这三项要求本身构成了公共利益的内在属性，违反了比例原则，也就违反了公共利益需要的要求。[5]征收决定人也不同于征收实施人，征收实施人依法不拥有征收决定权。
[15]依该观点，建设用地使用权才是房屋征收的首要标的，房屋所有权仅居次要地位。参见王克稳: 《房屋征收与房屋拆迁的含义与关系辨析》，载《苏州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 年第1 期。尽管这一规定使用了提前收回土地的用语，但其实质上是指提前收回建设用地使用权。在公益调查阶段结束后，如果房屋征收部门认为建设活动不符合公益要求和比例原则，可以直接呈请市、县级人民政府作出驳回征收申请的决定。
(一)征收请求人征收请求人是有权提出征收请求的主体，是征收决定程序的发动者。比例原则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其对公共利益的界定与限制要由一定的程序机制去贯彻和保障。
进入专题： 国有土地 房屋征收 。[24]为此，笔者建议，在拟定补偿方案、签订补偿协议及作出补偿决定时，应把承租人作为征收关系人纳入征收关系中，并听取其意见，斟酌其诉求，保障其权益。
[12]参见湖南省湘政办发〔2011〕23 号、吉林省吉政办发〔2011〕8 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建法［2011］17 号等文件。征收决定关系的主体双方是征收请求人和征收决定人。同时，在补偿协议诉讼和补偿决定诉讼中，应明确承租人的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地位。如《德国建设法典》第87条第2款规定：征收必须以下述条件为前提：申请人曾郑重地试图以直接购买被征地之方式，且……对此提供合适的替代地而徒劳无功时。另一方面也有人民法院推脱执行、无力执行的原因。从权力制约的角度讲，司法机关对行政权之行使享有司法审查权。
司法强制搬迁的依据是补偿决定而非征收决定，这就决定了人民法院只能对补偿决定的合法性和合理性进行形式审查和实质审查，而无权回溯性地再就征收决定的合法性进行审查。(二)承租人的征收关系人地位在房屋征收制度中，除涉及被征收人的利益外，还会涉及到与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有法律关系的其他人如承租人的利益。
建设单位虽既不能决定是否征收，也无法左右征收的具体进程，但不能因此而无视其应有的征收请求人地位。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拆迁条例》的症结在于建设单位的角色错位。
[17]参见朱广新: 《论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提前收回》，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在该阶段，房屋征收部门应主动举办听证会，邀请拟征收范围内的被征收人、社会公众代表参与听证，在广泛征求意见和民众自由表达诉求的基础上，形成听证意见。
在程序上，《征收条例》对如何认定公共利益问题没有作出任何规定，这给地方人民政府留下了巨大的操作空间。人民法院除依法审理上述三类征收补偿案件外，在补偿决定具有强制执行力时，还要依申请承担司法强制搬迁工作。司法强制搬迁主要涉及以下五个问题有待明确：(1)级别管辖的确定。对此，有地方人民政府规定，征收决定权由市级人民政府统一行使。
收到申请后，区县人民政府按照《征收补偿条例》规定审核建设项目是否符合房屋征收条件。[17]那么，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提前收回建设用地使用权是否构成一种征收呢?对此，理论上存在着不同的认识。
[34]参见薛刚凌主编:《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理解与运用》，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年4月版，第179页。笔者认为，提前收回建设用地使用权，本质上即为征收。
由于公房承租具有社会保障性质，因而很难说公房承租关系为一般意义上的债权关系，因而本文对公房承租人之征收关系人地位存而不论。[28]我国现今已经是市场经济国家，财产权的市场取得应是财产权再分配的主要途径和首要途径。
可见，虽然房屋租赁权并不是房屋征收中的征收标的，但房屋承租人还是可以以征收关系人的身份参与到房屋征收关系之中，以维护自己的权益。(2)申请强制搬迁的条件。这一困局的造成，一方面有地方人民政府无视新法规定、无视人民法院权威的原因。仅用三十五个条文来实现规范征收、维护公益、保障私权等三大立法目的，《征收条例》恐怕只能算是微言大义了。
[8]笔者认为，征收决定权专属于法律规定的市、县级人民政府，其既是法律赋予市、县级人民政府的权力，也是市、县级人民政府负担的职责，将其另行委托于法无据。在征收法上，这类人通常称为征收关系人。
申言之，县级人民政府作出征收决定和补偿决定，对其不服提起行政诉讼的，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同时，征收属于财产权剥夺制度，为切实保障财产权人的权益，也不宜由人民政府以外的其他部门作出征收决定。
参见姜明安: 《法治政府必须认真对待公民权利》，载《苏州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 年第1 期。不论是征收决定还是补偿决定，被告重新作出的，被征收人仍有权针对重新作出的征收决定和补偿决定提起行政诉讼，除非违反一事不再审原则，人民法院不得拒绝受理。
